【奢香文苑】水深深不过瓜仲河

水深深不过瓜仲河

◆◆胡　凌

瓜仲河是乌江北源六冲河干流，地处黔西北的大方县与纳雍县之间，是两县的界河。

(资料图片)

关于“瓜仲河”一名的来源，现在即便是住在瓜仲河边的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一个研究民族学的朋友告诉我：“瓜仲”和“郭张、果中”等一样，都是彝语“倮仲”的转音，“瓜、郭、果”转自“倮”，意为“彝人”，“仲”为“仲家子”，即今布依。所以，“瓜仲河”应该就是“彝家和布依人家居住地方的河流”。

儿时，在这个“彝家和布依人家居住地方的河流”沿河两岸流传着一首山歌：“山高高不过小米落，水深深不过瓜仲河。要吃大米五丫寨，要说婆娘赶坡脚。”

小时候对“说婆娘”没什么兴致，“吃大米”的话，家乡猫场镇街下边目期啰田坝所产的五里香晚米，就是家里老人们常炫耀于外人的当地美味，用不着到瓜仲河上游的五丫寨。但“水深深不过瓜仲河”却深深印入脑海，多年挥之不去。

记得第一次过瓜仲河，是随父亲一起去瓜仲河对岸的羊场赶场做生意。猫场到羊场大概是十多公里的山路，从猫场出发，一直下，直到瓜仲河岸边，乘船过水登上对岸后，又一直上，直到羊场街上。当时年幼，父亲把我带上，自是一路小心，尤其是乘船过河的时候，坐在那条打了不知多少个补丁的木船上，船夫边渡船边用一张木瓢往外舀从缝隙渗到船里的水，我则把手从船舷伸到河里去，张开五指，任清凉的河水从指间流淌……船夫看到后，高声让我把手伸回来，说河水很深，要注意安全，听了船夫的“忠告”，父亲自然也是高声附和。

我于是极不情愿的把手伸回，但对“水深深不过瓜仲河”这句话却有了更加直观的体验。

“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瓜仲河水虽深，但其上却有三个渡口以供渡船。一个是现在大方县猫场镇九洞天码头处的渡口，《大定县志》（大定为大方旧称）等称为小渡口；一个是下游大方县鼎新乡二屯岩下的渡口，对岸是纳雍县化作乡双岩头村的许家寨，称为大渡口；大、小渡口中间，是现在鼎新乡同心村姚家寨的姚家渡。三个渡口之间，相距均不足五里，瓜仲河两岸的老百姓往来，三个渡口均可渡船而过。我当年随父亲所过的渡口，便是瓜仲河小渡口。

瓜仲河小渡口有一个关于“石头开花”的凄美爱情故事。传说很久以前，每逢端阳，瓜仲河两岸的青年男女便要聚集在河边唱山歌，以歌传情。有一年，一对苗汉青年男女唱得情投意合，便以歌盟誓，私定终身。但在那样的年月，苗汉是不能通婚的，于是，他们的爱情遭到各自族人的反对，族老们警告他们说：你们要结婚，除非石头开花。有情人难成眷属，两位青年只好相约来生。他们双双从悬崖上纵身跳下瓜仲河，以身殉情。传说，这对恋人为了让后来的人们不再上演他们的悲剧，化作万只彩蝶，每年端午前后，飞在瓜仲河小渡口的岩石上，就像石头开花一样。后来，双方族人为之感动，于是将他们一起埋在了瓜仲河岸边，“生不同床、死而同穴。”也算是给听到这个故事的人们一个安慰。

然石头开花确是真实存在的。据《大定县志》载：“瓜仲河小渡口岩上，每年四月，值雷雨之夕，必有蝴蝶数十万于岩上孵卵，次日之为五色花蕊，烂漫频铺。至端阳后，则伏藏不见。”

只是不知道这些蝴蝶是不是那对殉情的恋人所化，但直到今天，瓜仲河两岸的青年男女还有在过年和端午节到瓜仲河唱山歌的习俗，就是为了纪念这对苦命的鸳鸯。

关于瓜仲河渡口，道光年间曾两次出任大定府知府的山西河曲人黄宅中写过一首《瓜仲河晚渡》：

飞泉一道泻岩阴，带水迥环绕翠岑。

两岸奇峰青突兀，千章古木缘潇森。

舟随树影移溪口，石激波声出浪心。

路指羊场上高岭，夕阳回首暮烟沉。

黄宅中是封建官吏中少有的能体察民情的为政者，在其任大定知府期间，曾为发展大定经济、教育等作出过很大贡献，写下《劝民种树书》《喻民二十条》等劝课农桑、移风易俗，倡办义馆（义学）以教育乡民子弟，瓜仲河上游猫场小镇上的第一所学校——以列义馆，就是其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创办的，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拟定义馆的教学内容《与义馆学师论课学》，在封建官吏中，这确属罕见。尤其是他倡修的《大定府志》，是民族英雄林则徐唯一为之作序的地方志，林则徐在其《大定府志》序中写道：“荒服瘠土，搜采綦难，而君竭数年精力，不使以阙漏。终一境地，必溯其朔；一名物，必究其原；一措施，必缕陈其得失。”因《大定府志》反映了历代大一统王朝国家治理贵州这个多民族地区的历史经验、施政方案、变革逻辑与内在秩序等，成为后世理政大定者必读的不可多得的典藏之一。

在大定府任上，黄宅中经常到民间走访，用自己的双脚丈量过大定的山山水水，其《扯瓜河宿野人家》《雨霁出西郊十五里过桥至对江屯》《鸡场下岭过黑猴箐山径尤奇险》《水西谣十八首》等诗，就是其任职大定府期间经常勤于走访地方、体察民情而得的诗作。

而《瓜仲河晚渡》一诗，就是其当年到大定西路民间走访、路过瓜仲河渡口时写下的。

瓜仲河是幸运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封建官吏寥若星辰的善政者中，就有两位与之有关。除黄宅中外，咸丰年间任大定知府的曹兴仁，也对瓜仲河有很大贡献。

据瓜仲河大渡口义渡碑载，原大渡口是大定府西路通衢上的一个要津，之前系民间承办，属于私渡，且船资过高，所以“往来行人，每苦船资，上下交征无力者，徒作望洋之叹，怨资极口。”而对于必须要过河却又交不起高额船费的行人，只能铤而走险，采取徒涉过河，但这样的后果，总是有很多悲剧发生，“甚有穷民无资，往往乘小筏、涉浅滩，堕水而溺者，指不胜屈。”因此，咸丰五年（1855），曹兴仁任大定府知府时，时任大定西路公庄齐长的举人吴联芳在向其汇报公事时，反映了这个问题。于是曹知府遂许诺倡建义渡，“公遂慨然许诺，捐资成美，因拨置产业，招养渡夫，每岁租息，除工食外，余作岁修。”

在曹知府及吴联芳等人的倡导下，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方圆几十里许多人家均捐赠土地或银两，用以收租生息作为义渡船夫工薪及每年船只的修缮费用，“张正明捐土乙幅，坐落地名乍鼓，每年收租四石五斗；羊场郑、杨二姓土乙幅，每年收租九斗……”咸丰六年二月，大渡口义渡船只建造完毕，吴联芳找人卜算了一下，说是三月很吉利，于是便确定三月初旬大渡口开渡，“丙辰二月，船只告成，卜吉，于三月初旬开渡。”作为此事的倡导者，吴联芳还亲自写下碑序，对此做了记录。

大渡口义渡落成后，极大方便了乘船过水的行人。从此，“慈航普渡，永浮贯月之槎；利赖群生，无烦乘舆之济。”吴联芳在碑序中这样写道。我在瓜仲河大渡口走访找寻这块义渡碑时，世代在大渡口摆渡的“艄公世家”后人黄安奎老人告诉我说，原来在大渡口的旁边，还有一通石碑，记录大渡口义渡建成后，成为大定西路通衢，每日驮盐、茶等生活物资的马帮、商旅不绝于途的情形。只可惜后来这块石碑在洪家渡水库建成试淹的那一年，不知道被谁搬走了。

大渡口成为西路通衢后，方便行人、繁华热闹那是肯定的。但同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尤其是咸同之际，风云激荡、豪强横行，瓜仲河及其上的几个渡口且能偏安一隅、自成世外？

在大渡口义渡开建前一年，还属私渡时，瓜仲河就已经战火不断。

据《大定县志》载，“咸丰四年，郑长生叛（郑为大方绿林好汉，桐梓农民起义军杨隆喜攻大定时，郑长生起而响应），帅党数千扑郡城，协戎佟攀梅、知府曹朗督兵团出击之，贼纷溃，长生逃至酗古（现纳雍县化作乡瓜仲河畔的酗古村），大肆掳掠，瓜种河居民一日数惊，（谢）顺魁率其孙（谢）永昌，召集团内壮丁数百，击长生于酗古。相持旬余，顺魁奋力极攻，擒长生解城正法。”

虽只寥寥数语，却是写不尽的腥风血雨。

因时代及阶级的局限，《大定县志》编撰者肯定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贬斥咸同之际的农民起义。但由此我们也可看出，从那时起，农民起义的风暴就已经波及到了瓜仲河这个边区之地。

尔后几十年，不管是清末还是民国，旧中国无不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对地处边远的瓜仲河一带，自是鞭长莫及。尤其是瓜仲河上只有渡口可以过河，占有者只需把持渡船，便可凭险而据。所以，瓜仲河两岸一直就是多匪之区，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瓜仲河两岸匪患更为严重，最甚时，几乎遍地皆匪，且可与当时的政府抗衡。也因此，上世纪四十年代后，为便于剿匪，民国贵州省政府才将大兔场等地从大定县析出，以瓜仲河为界，置纳雍县。

在那样的乱世，为了躲避土匪，很多老百姓流离失所，有家不敢回，但最终也免不了遭土匪抢劫、勒索甚至家破人亡的命运。

大方县九十余岁的退休教师姜维远老人，在其以自己亲身经历为题材所写的自传体小说《一个退休教师的人生经历》中，对此有非常细致的描述。其花了很大的笔墨来写他家多次遭土匪抢劫的情形，尤其他父母为躲避匪患，几次搬迁，但其父亲最终也未逃脱被土匪杀害的命运。姜老师本人儿时亦被土匪“牵毛子”（绑架），其被“牵毛子”期间，就被关在瓜仲河畔的一个小茅屋里。

财物被洗劫一空不算，还把我牵到纳雍县境内做毛子取钱，匪窝就在原大定县临界的瓜仲河边……匪们把我拘禁在寨子边上一户人家火房楼上，住草窝，垫席子。有破烂被盖，黑乎乎的，不见什么光亮，用一个人监守我……匪徒们采取恐吓的手法写了一封信，用我的口吻和手迹写给父母。信的头尾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很恶毒的两句：五天不给钱割鼻子，七天不给钱割耳朵。果然，不多时间家中就借好钱把我取回家来。

姜维远老人是幸运的，在家人东拼西凑下，总算把他取回家。但几年后，他家再遭抢劫，其父亲被“牵毛子”后，就没他那么幸运了，姜老师写道：“匪徒们便冲进家中来了，东翻西弄一会也不看床下便出去了，我脱险了。后来听说是在厢房当头牛圈中找到父亲，匪们便抢去家财，而且把父亲牵到杨家大箐作毛子取钱……母亲带着姐夫符德贞往纳雍县境内漫无目的去寻找。前几次是怀着一线生的希望去找，到后来已知父亲被害，但需要取回尸首，其中费了很大周折，又花了一大笔才把父亲尸体取回来。”

相信姜维远老师写到这里的时候，眼里应该是满含泪水的吧。

在旧社会，与姜维远老师家相同遭遇的，何止万千？现在瓜仲河上游岸边的一个石洞，旧社会时就叫“人命洞”，瓜仲河边上的一个老人告诉我，之所以叫“人命洞”，就是因为土匪们“牵毛子”勒索不成后经常杀害“毛子”（人质）于此。

而瓜仲河上的三个渡口，在那个土匪肆虐、横行无忌的黑暗社会，均被土匪及豪强等所把持，连当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还会有商旅行人？还谈得上繁华通衢？

但乌云散尽，终是晴天。1949年解放后，瓜仲河两岸的老百姓，终于结束了每天提心吊胆躲避土匪和战乱的日子。

解放后，瓜仲河上的三个渡口均恢复了正常渡船，上游小渡口的谢家、姚家渡口的姚家、下游大渡口的黄家，均继续以撑船摆渡为业。只是历经了近百年的兵燹匪祸，当年好心人捐献用以提租生息作为渡工薪资及船只维修费用的土地，早已几易其主。

于是，船工们与瓜仲河两岸村寨的老百姓们商量后，就达成了在瓜仲河两岸的老百姓中实行“河粮”制的协定。

何为“河粮”？就是住在瓜仲河两岸的老百姓按户每年向船工们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一家人一年乘船过水的船费。黄安奎老人说，起初的时候，一个渡口一家人每年的“河粮”是一升（大约十斤）苞谷，后来，涨到三十斤苞谷，又后来改成五十块钱，再后来是一百块钱。而不是瓜仲河沿河两岸村寨的“外人”乘船过河，则需按次缴费。我记得第一次和父亲在瓜仲河小渡口乘船时是每人五角，后来，我参加工作后，小渡口是大方县猫场镇永乐村坪子上的杨家撑渡，每人过一次五块钱，一个来回就是十块钱。

再后来，2018年，小渡口上面的瓜仲河大桥通车后，大家就都从桥上过了，谁还会再多余花钱坐船呢？现在，瓜仲河上的三个渡口均已全部停渡。而从大方县的猫场镇到野鸡落到许家寨，通村通组路已全部修成了水泥路，且还可一直通到下游的武佐河、通到纳雍县城……

以前一渡尚成通衢，引商旅行人不绝于途，亦需立碑为之记。而今，在这昔日外人眼里“地无三里平”的黔山贵水，不说高铁、高速，单说这惠及千村万户的村村通、组组通公路，以及这瓜仲河两岸老百姓世世代代做梦都不敢想象的瓜仲河大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不仅结束了瓜仲河沿河两岸群众乘船过水的历史，还成为了两岸群众致富奔小康的康庄坦途。

站在大渡口这个长满蒿草的古渡的义渡碑前，看着被杂草荒芜了的栈道和滔滔向东而去的瓜仲河水，一首打油诗便涌上心头：

两山并嵯峨，一径独踟躇。

斜晖投碧水，系舟横野渡。

荒衢茂蓬草，芜路盛杂树。

借问撑船人，遥指丛深处。

而远处，再过一个月，瓜仲河畔满树的柑橘即将成熟上市；春天，那满山遍野的如雪的樱桃花亦会盛开在瓜仲河两岸，这个“彝家和布依人家居住的地方”，将会瓜果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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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编：黄家敏  赵芳草

图编：万荧芳  喻芳丽  尚琳玲  郑春华

编审：许再晶

监制：刘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