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故家 第四分补树书屋旧事 六 ~ 一〇

(资料图)

抄碑的目的本来也是避人注意，叫袁世凯的狗腿看了觉得这是老古董，不会顾问政治的，那就好了。直到复辟打倒以后，钱玄同和他辩论那么一场之后，这才开始活动起来。那场辩论也正是在补树书屋的槐树下进行的。他的抄碑的起因既然如此，那么照理在袁世凯死后，即是从民国五年下半年起可以停止不再抄了，可是他还是继续抄下去，在民国七年给《新青年》写稿之前，他所忙着写的差不多就是碑文或是碑目。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最初抄碑虽是别有目的，但是抄下去他也发生了一种校勘的兴趣，这兴趣便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才被创作和批评的兴趣替代了去。他抄了碑文，拿来和王兰泉的《金石萃编》对比，看出书上错误的很多，于是他立意要来精密的写成一个可信的定本。他的方法是先用尺量定了碑文的高广，共几行，每行几字，随后按字抄录下去，到了行末便画上一条横线，至于残缺的字，昔存今残，昔缺而今微存形影的，也都一一分别注明。从前吴山夫的《金石存》，魏稼孙的《绩语堂碑录》，大抵也用此法，鲁迅采用这些而更是精密，所以他所预定的自汉至唐的碑录如写成功，的确是一部标准的著作，就是现存已写的一部分我想也还极有价值。

这三间补树书屋的内部情形且来说明一下吧。中间照例是风门，对面靠墙一顶画桌，外边一顶八仙桌，是吃饭的地方，桌子都极破旧，大概是会馆的东西。南偏一室原是鲁迅住的，我到北京的时候他让了出来，自己移到北头那一间里去了。那些房屋都很旧式，窗门是和合式的，上下都是花格糊纸，没有玻璃，到了夏季上边糊一块绿的冷布，做成卷窗。我找了一小方玻璃，自己来贴在窗格里面，可以望得见圆洞口的来客，鲁迅的房里却是连冷布的窗也不做，说是不热，因为白天反正不在屋里。说也奇怪，补树书屋里的确也不大热，这大概与那槐树很有关系，它好像是一顶绿的大日照伞，把可畏的夏日都挡住了。这房屋相当阴暗，但是不大有蚊子，因为不记得用过什么蚊香，也不曾买有蝇拍子，可见没有苍蝇进来，虽然门外面的青虫很有点讨厌。那么旧的屋里该有老鼠，却也并不见，倒是不知道谁家的猫常来屋上骚扰，往往叫人整半夜睡不着觉。查一九一八年旧日记，里边便有三四处记着“夜为猫所扰，不能安睡”。不知道《鲁迅日记》上有无记载，事实上在那时候大抵大怒而起，拿着一枝竹竿，我搬了小茶几，到后檐下放好，他便上去用竹竿痛打，把它们打散，但也不能长治久安，往往过一会儿又回来了。《朝华夕拾》中有一篇讲到猫的文章，其中有些是与这有关的。

住在补树书屋这几年中间，发生过的大事件是帝制与复辟两事。民六的上半年黎段关系闹得很僵，结果是公民团包围议院，督军团逼迫总统，而督军团的首领又是有辫子的张勋，这情形是够吓人的了。张勋进京以后，六月末我往北大替鲁迅借《海录碎事》，去访蔡孑民，问他意见怎样，他只说“如不复辟我不离京”，但是过了三四天，即七月一日，那一天是星期，起来得较晚，佣工送脸水来，说外边挂龙旗了。鲁迅的朋友中有些想南下，可是走不成，有些预料这事不久就了，只消避一下子，等得讨逆军起来，大家就安了心，虽然对于段的印象一直也是不好。六日有过希贤阁的一剧，便是有人从热闹地方逃到会馆来避的一例。可是会馆地方也太偏僻，兵火不打紧，辫子兵的骚扰倒很可怕，鲁迅就同了些教育部的朋友，于七日移到东城船板胡同的新华饭店里，因为那天上午有飞机来丢了一个炸弹在宫城里面，所以情形陡然紧张起来了。十二日晨四时半，大家都还睡着，我上便所去，突然听得炮声一响，接着便大打起来，一直到下午二时枪炮声没有断绝。这中间辫子兵在天坛的先被解决，南河沿的张勋宅放火自烧，他坐汽车飞奔交民巷，投了荷兰公使馆，这一件事就完毕了。十四日从饭店搬回会馆去。这些事在《鲁迅日记》上当然也有记录，现在只从我所记得的来说罢了。

在张勋复辟之前，鲁迅继续在抄碑，别的什么事都不管，但在这事件以后，渐渐发生了一个转变，这事他自己说过，是由金心异的一场议论起来的。金心异即是林琴南送给钱玄同的别名，鲁迅文中那么说，所以这里也沿用了，虽然知道的人或者并不多了。钱玄同和鲁迅同是章太炎的学生，常看他与太炎谈论，高兴起来，指手画脚的，连坐席也会移动，所以鲁迅叫他诨名为“爬来爬去”，后来回国在浙江师范，在读音统一会，都是一起，所以本是熟识的。但是在那时代大家都是好古派，特别在文字上面，相见只有关于师友的事情可谈，否则骂一般士大夫的不通，没有多大兴趣，来往因此不多。来了这一个复辟，大家受到很大的激刺，觉得中国这样拖下去是不行的，这个趋势在《新青年》杂志上也发现了出来。

钱玄同从八月起，开始到会馆来访问，大抵是午后四时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钟回师大寄宿舍去。查旧日记八月中九日，十七日，二十七日来了三回，九月以后每月只来一回。鲁迅文章中所记谈话，便是问抄碑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以及末了说“我想你可以做一点文章”，这大概是在头两回所说的。“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灭这铁屋的希望，”这个结论承鲁迅接受了，结果是那篇《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次年五月号发表，它的创作时期当在那年初春了。

在与金心异谈论之前，鲁迅早知道了《新青年》的了，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那年四月我到北京，鲁迅就拿几本《新青年》给我看，说这是许寿裳告诉的，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颇多谬论，大可一驳，所以买了来的。但是我们翻看了一回之后，也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谬处，所以也随即搁下了。那时《新青年》还是用的文言文，虽然渐渐你吹我唱的在谈文学革命，其中有一篇文章还是用文言所写，在那里骂封建的贵族的古文。总结的说一句，对于《新青年》总是态度很冷淡的，即使并不如许寿裳的觉得它谬，但是在夏夜那一夕谈之后，鲁迅忽然积极起来，这是什么缘故呢？鲁迅对于文学革命即是改写白话文的问题当时无甚兴趣，可是对于思想革命却看得极重，这是他从想办《新生》那时代起所有的愿望，现在经钱君来旧事重提，好像是在埋着的火药线上点了火，便立即爆发起来了。这旗帜是打倒吃人的礼教！钱君也是主张文学革命的，可是他的最大的志愿如他自己所说，乃是“打倒纲伦斩毒蛇”，这与鲁迅的意思正是一致的，所以简单的一场话便发生了效力了。鲁迅小说里的被损害与侮辱的人们中间，如《明天》的单四嫂子与宝儿，《风波》里的七斤嫂与六斤，《祝福》里的祥林嫂与阿毛，都是些孤儿寡妇（七斤嫂自当除外），这色彩便很明显，在同时代的小说家中正可以说是惟一的吧。